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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东汉及三国时期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张磊夫发现，在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解读方面，《三国演义》与真实的历史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对于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张磊夫认为，小说是从流行的坊间故事和戏剧中发展而来的，在街头巷尾的说书人口中，刘备是广受欢迎的英雄人物，与反派曹操斗智斗勇。正如宋朝词人苏东坡在《东坡志林·怀古》中写道：涂巷中小儿薄劣……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刘备的正面形象由此延续至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中。

或是出于对历史的系统性研究，2011年获得汉学界最高奖项儒莲奖的张磊夫，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更倾向于视自己为一位历史学家。张磊夫解释称，“汉学可以被理解为对所有中国事物的普遍兴趣，而我自认为是一名历史学家，因为我最初接受的是西方历史学科的训练，我对待有关中国以及西方信息的方式是一样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

首先，罗马帝国由众多民族和文化组成，既包括高卢和不列颠的部落，也包括高度文明的希腊和埃及。一个受过教育的罗马人能熟练使用希腊语，就像使用母语拉丁语一样。而汉代使用统一文字，各地仅方言不同，以此形成共同的文化背景。

“出于对汉文化的兴趣，我很高兴曾到过西安和黄土高原，并参观了秦始皇陵和汉武帝茂陵，但我最难忘的是参观了东汉洛阳的遗址：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如今沧海桑田，仅剩残垣断壁勾勒出城镇原来的形貌，大片农田中间还有一条现代铁路横穿而过。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一情景，收入了《洛阳大火》的结尾处。”

谈及西方对汉学、中国历史的研究对外界理解中国产生哪些积极影响，张磊夫认为，通过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研究，可以欣赏到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成就和经历。相比一直存在内部分裂的西方，中国持续几千年的文化连续性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西方经验成就和错误失败的理解。”

张磊夫指出，浅层来看，东汉末期与同时期罗马帝国很相似：洛阳城与罗马城都有约40万人口，东汉和罗马帝国疆域面积也类似，总人口都在5000万左右。技术领域，东汉与罗马帝国在建筑、陆路和水路运输，甚至医学水平上都相当。

张磊夫说，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去过曾为三国时期吴国都城的南京。他也希望能够探索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追寻吴国和魏国的残影。(完)

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终身讲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园行馆荣誉成员，当代澳大利亚史学界研究中国东汉及魏晋史的知名学者，2011年获儒莲奖。代表作有《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国之枭雄：曹操传》、Northern Frontier: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 Generals of the South: The Found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State of Wu,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等。

随着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张磊夫和妻子开启了更多个人游。在一次旅行中，他们乘火车穿过北京八达岭长城到达大同、呼和浩特，然后绕过鄂尔多斯经宁夏到达兰州。另一次旅行中，他们从重庆沿长江穿过三峡，经过赤壁到达武汉。两人还多次访问杭州、长沙、西安和洛阳。

再次，早期罗马帝国统治者通过类似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结构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公民权是一种重要的权利。中国传统中则是模糊提到百姓的意愿，最高统治者通过神权掌握帝位，即所谓“天命”，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

张磊夫于2017年出版的Fire Over 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220 AD(中译本《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于2023年5月在中国出版)，将东汉置于世界史的大视野中，是第一部以西方语言撰写的东汉通史。书中以东汉首都洛阳的命运作为东汉兴衰的标志，并将洛阳与彼时的罗马进行对比。当时，罗马与东汉并无密切往来，对于彼此知之甚少。仅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运进行贸易，中国丝绸和罗马玻璃制品是主要的流通商品。

大发3d有官方网站在当代研究中国东汉及魏晋史的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笔下，东汉的分崩离析从洛阳一场大火开始。他戏称自己很可能是“英语世界里唯一读过《后汉书》全文两遍(一次是正文，一次是注释)的人”，而与三国历史研究的缘分，始于中国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张磊夫凭借其学术成就，于2011年获颁被称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奖。

张磊夫表示，“汉学意味着学者对外国文化进行研究，但我试图从中国历史人物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他们如何以各自独特的、具有人情味的方式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境遇。”

张磊夫自1958年开始学习中文，1964年首次到访中国台湾和香港。1973年，张磊夫到访中国大陆，当时他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同事一起前往广州、上海、北京和西安，途中经过了午夜时分的洛阳火车站。

“三国时期的中国英雄辈出，就像欧洲的亚瑟王和查理曼大帝一样。但不同之处在于，三国群雄逐鹿，有《后汉书》和《三国志》等真实的历史证据作为依托；后者却只流于传说。”张磊夫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谈及与三国历史结缘的故事时如是说。

张磊夫以曹操和袁绍为例解释称，袁绍出身于显赫的官吏世家，他的父亲和其他亲戚都担任过最高职位，四世三公，位极人臣；曹操的父亲虽然地位也很高，但系宦官的养子。因此，袁绍对自己统治权的自信程度很高，而曹操则是一个来自边缘地带的人，对自己的地位从未有过确定的把握——因此他必须更加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历史著作都是笔者基于已知的事实加以合理想象形成的作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过去，但这种尝试是值得的。”张磊夫说。

其次，两国均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农业，但中国的农田由小农和大地主的佃农耕种，而在罗马帝国，大量耕种等工作由奴隶完成，自由民是一种可识别的社会阶层。

现年88岁的张磊夫师从《汉代官僚制度》一书的作者、已故瑞典汉学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在他门下，张磊夫接触到《三国演义》并爱上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要准确地研究三国历史，就必须研究汉朝的灭亡。”张磊夫最终掌握了阅读古代汉语史料的能力，从而能够深入探索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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