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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卡托研究所指出，一些欧洲国家和拥有悠久汉学历史的法国不同，政界缺乏对中国的客观信息，导致在国家层面很难对中国形成“基于事实的认知”。

“商业和外交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且是必要的。”娜塔莉说，“当然，推动中法关系发展，还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历史和社会，这包括对细微文化差异的感知，以及对中国和欧洲之间复杂的地缘政治动态的深刻理解。”

法国投资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埃雷罗指出，即使在经济领域，欧盟的“去风险”也不可行，欧盟需要从中国进口清洁能源技术实现脱碳，“即使欧盟决定通过从另一个经济体进口来快速降低风险，任何地方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欧洲对绿色技术的需求。欧盟也不能追随美国的道路，因为它缺乏补贴再工业化进程的财政空间”。

西方媒体披露，在G7峰会、北约峰会等场合，马克龙及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多次推动在联合声明中删减、弱化针对中国的言辞。近两年，法国政府积极推动欧盟恢复和中国的高级别接触。中法2022年进行5次高级别会晤和10次通话，频率居欧洲各国之首。

2023年12月1日起，中方对法国短期来华人员实施15天免签政策，法方宣布中方有在法学习经历的硕士文凭持有者可获5年签证。

此外，法国外交部拥有一支独立于公务员体系的外交官队伍，人员规模为世界第三。这使法国具备了西方国家中少有的外交战略延续性。前总统奥朗德就强调，要建立“稳定、可持续、可预测的中法关系”。

法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七国集团(G7)、北约、欧盟成员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的国家。法国一直致力于在世界发挥领导力，且应当通过法国参与创建的联合国安理会、欧盟等多边机制发挥领导力。这是历任法国总统的信条。希拉克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关键理由，就是“多边主义至关重要，美国也不能例外”。

戴高乐的预言成真。中法建交后，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与中国的“建交潮”。20世纪60年代出任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曾表示，中法建交“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一道裂缝”。

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修复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关系，试图推动主要伙伴在“印太战略”等对华政策领域和美方保持一致。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跟随”华盛顿的步伐，还明确发出不同声音。

这些合作带给法国诸多利好，法国先进制造、基础设施及能源龙头企业得以参与大亚湾核电站、京沪高铁、C919客机项目等。2015年，空客亚洲首家工厂落户中国。2019年，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与中国国家电投签署协议，在内蒙古开发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项目之一。近年中国企业对法国车企及电力企业的大规模投资，亦促进了法国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目前，双方还同意在第三方市场，特别是非洲探索合作项目。

曾担任欧洲多国外交部政策顾问的芬兰政治学家科尔霍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戴高乐主义”在今天最直接的体现，还是法国的“战略自主”观念。

不只如此，1984年，中法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建设，开启中国和西方核能合作的第一步。1997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伙伴关系，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这种新型关系的西方国家。

在一些细节层面上，马克龙已经在推动欧洲形成相对积极的对华共识。2023年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在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等领域对华“去风险”。但此后，欧盟将“去风险”聚焦到经济安全领域，并进一步减少到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四个具体领域。美国媒体报道称，如果不是一些成员国的努力，“被涉及的行业将会更多”。

法国强调其“印太战略”并非对抗中国，且也将中国视为在该地区的合作对象。这一对华政策和美国及其他盟友的立场有较大的差异，也面临欧盟整体政治环境的挑战。

前法国外交官、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西莉亚·贝林指出，今天，法国的外交决策机制依然是西方世界的“异类”。无须通过国会，总统就可以直接完成大部分外交政策制定及大使任免工作。

2001年，中法首先开展“战略对话”，此后美国、英国、欧盟等相继开始和中国开展“战略对话”，揭开中国“战略关系外交”的新一页。2003年，欧盟和中国最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年，中法关系即由“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乐发vll500小时候，娜塔莉·戴高乐听父亲讲，她的曾祖父常说：中国的文明比有记录的历史还要悠久，全球发展不能没有中国，中国的力量无法忽视。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大国，中法超越集团对抗，坚持求同存异，无论是发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致声音，还是坚持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无论是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还是成功举办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都为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间交流合作树立了典范。

2021年，时任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法国“印太战略”不会基于“和中国对抗”。同年更新的法国外交战略中，保留了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描述。第二年，法国财长勒梅尔在美国公开演讲时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美国想和中国对抗，而欧洲希望与中国接触”。

2019年，欧盟提出对华关系“三重定位”，即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体制性对手，法国外交战略随后跟进调整。法国前外交官皮埃尔·莫科斯指出，马克龙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其与北京的关系局限于单一维度”。但随着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法国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法国的外交最常面临的问题就是难以掌握好‘平衡’，以至于同时将几方都惹怒。现在，马克龙需要避免被阵营的任何一方误解。”长期观察法国政治的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拉里·勒杜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并非法国政府第一次和美国“对着干”。从1964年戴高乐决定与中国建交，到2003年希拉克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再到马克龙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成为第一位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西方领导人，法国资深外交官马蒂厄·德罗因说，美国需要认识到“拥有一个能独立思考的盟友很有价值”。

1964年，在中法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的记者会上，戴高乐讲道：“法国对中国的承认只是对世界的现实承认，我相信其他国家政府迟早会效仿法国的做法。”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称，我们愿以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文化旅游年和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同法方共同深化文化、教育、语言、影视、旅游、地方、青年、体育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中法关系凝聚更多生机勃勃的力量。(完)

1964年1月27日，娜塔莉的曾祖父、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跨越“冷战”的阵营对立，与中国建交。60年后，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法国的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如今从商的娜塔莉，多次以公共外交“使者”的身份往来于中法之间，实现了曾祖父生前未竟的访华心愿。

自1964年以来的历任法国总统，无论是偏左翼的希拉克、偏右翼的萨科齐，还是如今的马克龙，外交战略都未曾大幅偏离“戴高乐主义”。双方的政策延续性，推动中法率先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率先开启战略对话，最早开展民用核能合作，创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的诸多“第一”。

“归根结底，中法关系的内在力量在于长期稳定和不断创新。”2023年12月最近一次访华时，娜塔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就历史经验而论，很多现代外交理念肇始于法国。1624年，黎塞留被法王路易十三任命为首席大臣。他认为外交需要有效的中央集中决策和职业化的部门及官员，在1626年创建了欧洲最早的外交部，其影响延续至今。

马克龙说，法国和中国“对脾气”。“我们在一起大有可为。法中友谊万岁！”2023年4月的访华行程刚刚结束，马克龙就在社交平台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发文。

从希拉克、奥朗德、萨科齐到马克龙，都有论者提出他们“走出了戴高乐时代”，但更多的分析认为他们只是采取了“更现实主义的戴高乐主义”。“一些法国学者喜欢谈论‘告别戴高乐时代’，但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戴高乐主义早已深入到法国外交的肌理中。”科尔霍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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