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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也持相同观点——有效减低青少年近视率是系统性工程，不仅涉及教育、卫生等部门，更需要尽快改变社会固有认知。“很多家长有种观点，反正孩子早晚要近视的，不就是戴一副眼镜吗？于是，在考试成绩和升学率面前，大家不约而同放弃健康底线。”

中国儿童近视率居世界第一，从教室讲台往下看，成片成片的“小眼镜”。重视儿童青少年用眼健康、筑牢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防护墙”，刻不容缓。“需要通过各方努力，降低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让每位追光少年都拥有光明的未来。”范先群期望。

“招生规模小但市场需求大，这两所学校眼视光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近年来保持100%。”张磊建议，尽快出台眼视光技术专业发展扶持政策，引导高校、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共同发力——高校扩大眼视光专业招生名额、优化课程设置，完善现有教材，增加学生实践课程。医疗机构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重视眼视光专业的带教指导。科研院所为专业人才提供科研实践平台，开展科研项目，共同推进眼视光专业人才培养。

还有委员呼吁，要通过刚性措施，确保中小学校课间休息时间，保证每天上、下午各10分钟眼保健操及户外活动时间，“建议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增加体育课时，保障学生每天至少一个小时、低年级学生每天至少两个小时户外活动时间。”

如今，教室照明已出现不少新兴技术。比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安装的全光谱智能照明系统，显色数能达到98%（普通灯光是78%），炫光指数14%（普通灯光的19%），光照均匀度达83%（普通灯光是63%），仅半年学校近视新发病率从3.0%—3.1%降到2.6%。市妇联为此呼吁，要推进中小学普及新型智能照明迭代更新的“绿色通道”。通过对教室采光、照明、黑板等进行专业检测，及时升级改造落后的设施设备。对于新建学校，更应按照国内外最新标准，采用自然光照明系统和智能照明相结合设计，让学生双眼得到更好保护。

为此，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李世杰建议，要加大对当前各地教学和作业使用电子产品的调研，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身体发育和学习特点，出台控制课堂和作业使用电子屏幕时间的细化措施，特别是对低年级课堂使用电子屏幕作出更严格限制。

捷报比分旧版本手机下载“我读书的时候班里没有近视，现在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52.7%，你说这个比例高不高？”今年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范先群呼吁社会各界要进一步关心近视防控。

为中小学学生营造良好的护眼环境，已经成为各方共识。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子教学屏出现在课堂，在增加教学趣味性同时，也加重了中小学生视疲劳。尽管在教育部等15部门印发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中规定，“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30%。”但各地落实情况不一，有的甚至存在过度使用、甚至滥用现象。

早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是实现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最重要途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明确要求，每年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动态监测。但在实际操作中，看似简单的眼部检查，最大瓶颈是眼视光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

与此同时，上海市妇联在调研中发现，上海学校照明标准细分程度还不够，不利于有效预防青少年近视。比如，目前上海光照强度的地方标准为“推荐值≥500勒克斯”，虽高于国家标准，但与儿童光健康专家的预期还有差距，甚至低于部分其他地区，比如，广东的地方标准是“推荐值≥750勒克斯”。

“近视防控的新认知和新科技日新月异，而相关标准出台或更新需要10年左右的间隔，造成标准始终滞后于技术与认知迭代。”市妇联呼吁，要及时关注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成果，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人群的重点研究，通过学校试点等方式，科学论证教室照明标准的光照强度上限，为有效降低近视率提供科研依据和科技支撑。

“作为医生，我们可以为白内障患者开刀，实现手到病除，但对治疗近视还没特别好办法，它不能被治愈，也很难被控制。”范先群坦言，青少年近视防治同社会、政府、学校、家庭都有关，单靠医生无法解决，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

所谓眼视光技术专业人员，是指具有专业的眼视光、眼科学理论知识，从事眼镜验配、屈光不正矫正和视觉训练的医疗技术人员。“上海目前眼视光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明显滞后于社会需求。”上海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张磊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上海仅有上海健康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两家高校设置眼视光专业，学制为三年制大专，招生规模有下降趋势。

张磊提及，由于眼视光技术专业职称评定制度出台不到两年，存在缺乏统一行业标准、评定流程繁琐等情况，建议进一步制定更明确的评定标准，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临床实践经验等要求，使评定结果更加客观和准确。此外，简化评定程序，提高评定便利性，为人才发展提供支持。

除了专业人才培养外，也有委员提及，要提升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技含量”，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5G互联网赋能不同阶段的近视防控，从筛查（眼底阅片辅助诊断）到防控（近视防控大数据分析平台），再到家长的日常监管，做到标准化数据采集，一体化平台管理，通过更智能高效的近视防控措施，多维度共建青少年近视防控网络。

为何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去年，范先群团队做过一项研究，通过对7个省市区5万多人流调得出4点结论：一是我国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看书、看电脑、看手机时间太长；二是学生们户外活动时间太少；三是存在不良用眼习惯，放下手机拿平板，放下平板用电脑；四是睡眠不足。

倪闽景为此一直呼吁，要把学生近视率作为学校和地区教育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每年要向社会公布各地青少年视力报告和近视率，接受社会监督，“应当鼓励孩子们课间走出教室自主开展户外活动，也鼓励其上学、放学期间步行，这些时间基本上可以保障每天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长。”

“近视防控效果不尽如人意，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对近视发病机制认识不够，导致防控手段不足。”作为眼科专家，范先群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对近视发病机制的研究，在机理上认识近视如何发生发展，并提出安全有效的防控手段，“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近视研究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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