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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层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距离群众最近、服务群众最直接、联系群众最广泛、影响群众最深远。基层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处理邻里纠纷、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等社会问题过程中的治理效能，直接影响着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甚至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德治就要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我们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鼓励村民自发组建“家园卫队”，主动参与普法宣传、矛盾调解、公共服务、家园巡逻等村庄日常管理，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

天空彩票料资整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给基层干部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如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记者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郝亚光，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刘明伟，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

党的领导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在基层治理中，健全党组织的领导是提升治理效能、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

坚持政治引领，使基层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坚持组织引领，以党组织引领各类组织成为党的“左膀右臂”，为基层治理增添力量。基层党组织利用政治动员、结构嵌入和资源整合等方式推进党与社会的链接，发挥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效应，实现基层这一场域中社会力量的有序组织化。

刘明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坚持群众工作和社会动员。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动员和组织协调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健全群众参与机制，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解决社区问题。

坚持理论武装和思想引领。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论培训，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政策法规水平，确保党组织的决策和行动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基层村社的凝聚力。

刘明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判我国基层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科学总结我国基层治理的普遍规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怎样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等重大课题，成为加强和创新我国基层治理的根本遵循。

最后，基层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线”，一直承担着“试验田”和“风向标”的功能。基层是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聚地，也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一些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出的典型经验，例如“枫桥经验”“千万工程”“浦江经验”等，在普遍推广后有力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

坚持组织建设与能力提升。一方面要强化党组织自身建设，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组织效率。另一方面要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特别是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确保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治理更加专业高效。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有利于集聚力量、凝聚人心，最大限度激发基层发展活力，是实现基层善治的有效途径。健全党组织领导是有效推进“三治相结合”的政治保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又一重大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不断夯实基层政权建设，将党的领导充分落实到基层。社会工作部的组建，进一步明确“大社会治理”的理念，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精细化和法治化水平。

汪玉成：近几年，为基层减负持续发力，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为老百姓服务。以我们安吉县为例，通过全面起底排查涉村社职责事项、工作台账、机构牌子等8类村社职责事项清单，规范优化村级职责事项36项，删除效用低下的政务应用系统53个，叫停不切实际的创建评比工作4项，并对事项清单实施动态管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也称“三治融合”，起源于浙江省桐乡市在应对社会矛盾多发且交叉叠加问题时的实践创新，后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充分说明“三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以党组织领导为引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教化。自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法治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基层群众树立法治意识；德治就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对基层治理形成有效补充，推动形成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向上向善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不是机械叠加，而是三种治理机制的系统性融合。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必须坚持三管齐下共同发挥作用。

坚持基层治理的创新探索。党组织应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和推动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的探索与创新。同时，党组织应当支持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通过多元形式和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坚持能力引领，引领各类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中掌握协商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调处矛盾纠纷和应急处突中抓住矛盾、专业规范、稳妥处置。坚持机制引领，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让党建引领有抓手、好操作、能持久。

近年来，多地在持续纠治形式主义、激发干部活力的同时，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人员联系人民群众、收集社情民意、解决难点问题，增强基层治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基层治理模式也不断创新，以“红色物业”“智慧社区”“网格化治理”“清单式治理”等为代表的基层治理模式探索与实践，不仅有效强化了基层群众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能力，而且显著提升了基层的凝聚力和群众的满意度。

郝亚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这些优化调整减轻了村干部的负担、释放了村干部的活力。以前，经常会有群众要求村里在无违法犯罪记录等证明上盖章，现在县里把打造“无证明村(社区)”作为为基层减负的关键环节，经过座谈、研究、界定，一次性取消42项原本由村社出具的证明，大大地减少了村干部原本需要花费在核实上的时间。另外，我们村政务APP之前的应用数量在45至50个，村干部人均使用数量在10个以上，经过整治以后，我们政务APP的人均使用数量减少一半以上。

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神经末梢”，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层治理的效能如何，不仅影响国家治理决策的顺利传达与有效实施，而且左右国家治理链条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还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动态性和适应性。

同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村庄发展和治理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探索制定了《清廉正村八项要求》，以清单的方式对村级政治建设、村级决策、“三资”管理、工程项目、“三务”公开、村级监督、队伍管理、乡风文明8个方面内容作出具体规范，列明了村级事务运作中“必须为”与“不可为”的清单事项26项，同时大力推行“阳光村务”，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公开栏、“监督一点通”平台。在村级权力规范运行基础上，通过建设法治宣传长廊、法治小品等各具特色的法治文化阵地，不断引导村民树立法治意识。

近年来，基层领导干部“身陷”会场、报表的状况有效缓解，有更多精力用来谋划工作思路，有更多时间用于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基层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得到纠治，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在做好基层减负工作的同时，各地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不断释放为实干撑腰的信号，激发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坚持力量配备、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让广大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之中，推动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

刘明伟：基层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的关键所在。在党中央坚强有力推动下，大抓基层减负，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入整治作风顽瘴痼疾，一系列为基层减负的举措落地见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形成了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如何认识基层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独特作用？

汪玉成：在基层治理中，我们坚持把村民自治作为推进基层治理和维护村庄长治久安的根本，大家的事大家参与、众人的事众人商量，通过“两山”议事会、民主恳谈日、网上公开事项等多种形式，不断完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激发群众自治活力，实现了“村事民议、村事民治、村事民督”。比如，在推进“两山”绿道建设时需要搬迁42座坟墓，因为迁坟冲击了传统习俗，一些村民想不通，推进阻力较大。村“两委”通过“两山”议事会，广泛发动村民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同时村干部进家入户面对面商量沟通，最终提出了稳妥的解决办法，使迁坟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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