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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访谈和查阅文献，记者了解到，当书籍上架之后，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借阅量，就会被界定为“零借阅”图书，它与馆藏资源供需、分配情况有直接关系。

从全国范围来看，相关政策举措正逐步完善：2020年，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2023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此外，国家还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创新服务载体、建立长效机制等方式凝聚社会多方力量，为青年群体专注阅读供给源头活水，让高校的“万亩书田”更富勃勃生机。（项目团队：李晓、禹爱华、王斯敏）

记者发现，引导学生参与校园活动，对盘活馆藏资源、拓展阅读空间有一定推动作用。比如，针对“零借阅”书籍，北京师范大学曾举办过“深巷好书”活动，一些思想深邃、底蕴深厚的“旧书”抖落尘埃、再现光彩，引来学生关注。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的“中华文明知识竞赛”，引导学生温习知识、博览群书，增强文化自信。

“在编人员逐年减少、年龄相对偏大、专业人才不足。一些具有拓展性、创新性的业务又需要有专业性的人才来承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馆内业务的发展。”黄筱玲说。

“我之前很想看女性文学类的书，但查阅显示，我想借的书一直在订购中；有时想找不同版本的书籍，也会发现不太齐全；一些国外小众作家的作品就更少见了。”李果说。

2021年，教育部提出要鼓励一批高校试点建设“未来学习中心”，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提供发展契机。“我们应该根据未来教学和科研需要，在提供优质数字资源、打造智慧图书馆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建设集智慧服务个性化、教学支持专业化、学习场景多样化于一体的新型学习空间。”王琼对此充满期待。

纸质书借阅量减少的同时，电子图书阅读量却在迅速增长。以湖南大学中文数字资源下载量为例，2021年为905万次，2022年为2357万次。浙江省社科联2022年公布的有关“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研显示，浙江省大学生纸质图书的人均阅读量为8.48本，电子书的人均阅读量为13.5本。

大学生图书借阅量到底如何？湖南大学图书馆年度阅读报告显示，2019年、2021年、2022年该馆图书流通量分别约为53万册、35万册、26万册。记者又查阅了中山大学图书馆2019年至2022年的图书外借总量，分别约为68万册、52万册、37万册。相关数据显示，昆明医科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图书借阅量同样逐渐减少。2022年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有明确统计，馆均纸质书刊外借量从2017年的9.82万册下降到2022年的3.58万册，呈持续减少趋势。

“高校纸质书借阅量逐渐减少是正常现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王君超是一名图书馆文化爱好者，在进入高校教书前还做过联络国家图书馆的“跑口记者”。他认为，伴随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不断丰富，学生可以很快获取知识与信息，纸质图书借阅量自然会减少，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大学生不爱读书了。“比如，我在课上要求学生阅读的参考资料，很多都会提供电子版或在线链接。”

以西部某师范学校藏书情况为例，学校为了扩大图书种类的覆盖面，增加了工业技术、医疗卫生类等专业性图书，但图书与大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专业适配度不相符，导致了图书供需的结构性失衡。相关书籍借阅量较少，成为“沉睡”的资源，带来储存空间与资金费用的双重浪费。

“一些网站、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为了攫取流量，多会提供浅显易懂、无需过多思考的信息，完整、系统、深度的论述与作品却不常见。”刘舸表示，长此以往，这些碎片化信息会损害学生的阅读专注力，提升他们的阅读刺激阈值，甚至让人形成阅读惰性，降低对经典书籍的理解能力，造成知识结构狭窄化、知识储量浅薄化等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琼发现，入馆学生中自主学习的最多，其次是借阅图书，再次是开展研讨等活动。“我们为学生准备了存包柜。在秋季申请存包柜的读者中，写明考研考博用途的人数占全体申请人数的31%。”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让读者、作者、文本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而不至于让青年在读书时产生‘疏离感’，只会寻章摘句甚至望文生义。”王君超认为，图书馆可以多举办一些编读见面会、分享会、观点辩论会和新书推介等活动，也可通过“真人图书馆”等图书理念创新做法，构建起引领高校文化建设的“实体公共领域”。

作为图书馆常客，李果十分关注图书馆的发展。她调侃自己是一个“建议专家”，常常针对图书馆服务质量改善提出具体意见，例如“新书上架慢”“找不到自己想读的书”等。

如何进一步优化采购环节？王琼建议，由学科专家和读者代表组成选书团队，提供专业建议，保证图书的学术与使用价值。及时关注新兴学科领域发展，提高藏书的先进性和时效性。利用借阅量、阅读偏好等大数据信息，为采购决策提供参考依据，适应学科发展的需求。此外，通过纸电一体化采购、加大电子图书购买数量等方式来回应读者要求，适应信息时代的阅读需要。

任鹏也有“借书而不得”的时候。一次，他特别想借一本管理类图书，在主馆与分馆中寻摸了好久，却一无所获。几天后，他发现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里“上新”了一个活动——“新书闪借”。他好奇地点击网页，输入个人学号、密码，按照提示搜索书名、下单，竟然免费订购成功了！2天后，他收到了这本新书。

任鹏也会用电子产品浏览学习资料、获取信息资源。“电子书很方便，既不占空间，也不用额外付费。使用校园版读书软件可以免费看书，动动手指就能把好文章保存进手机里。”他表示。

任鹏今年23岁，是一名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理科生，但他对文史书籍很感兴趣，每年从图书馆大致借10本书。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与任鹏同龄的在校大学生，发现他们每年借阅图书平均不超10本，有人坦言一年内未曾借过书。

“图书馆在采购各类文献上存在一定压力。”王琼认为，一方面，选择适宜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需要的文献资源，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开展调研和统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数据库购买价格急剧增长，使原本紧张的文献经费捉襟见肘。在外文数据库采购时，汇率的变化也会影响馆藏决策。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高校图书借阅量下降的同时，入馆人数却居高不下，很多馆区常出现“一座难求”的现象，更有部分学生开启了“凌晨线上抢座”模式，让“泡馆”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大学生阅读也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近期，有关“高校图书馆纸质书借阅量下降趋势明显，大学生不爱读书了吗”的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有人对此产生忧虑。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高校图书馆如何调动多方资源，为共筑书香校园添续力量？

黄筱玲对一次活动印象尤深：“学校请了北京法学界的一位专家前来开展讲座，当时现场座无虚席。当月阅读统计数据显示，法律类图书借阅量较平时有一定增加，这也表明学生的阅读兴趣有一定的可引导性。”

湖南大学图书馆老师黄筱玲在馆里工作了30多年，她观察到，在图书馆学习的学生中，大约一半是为了准备考试。“馆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自习室，每天一早6点半开门，晚上10点半关门，座位常常供不应求。”

不少受访者坦言，当下大学生正面临诸多现实压力，部分人更愿意将时间投入考试、实习等具有较强“实用性”的事情中去，认为去图书馆借书、无目的性的阅读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飞鲸体育夕阳渐沉、苍林夹道，缕缕余晖洒在青瓦红砖间，静卧于岳麓山脚下的老图书馆显得古朴而淡雅。湖南大学博士生任鹏总喜欢挑这个时间来此读书，徜徉其中、神交古人。“图书馆的氛围让人很享受，不带目的去阅读，才能真正进入审美状态。”任鹏感慨，“不过现在喜欢看纸质书的人并不多，大家更习惯使用手机、电脑阅读电子资料。”

据了解，湖南大学图书馆升级“新书闪借”服务后，读者可以在线上自主选择所需图书，采购费用均由图书馆承担，读者收到新书后，在30天内阅读并归还图书馆即可。记者了解到，河南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也开展过类似活动，为师生量身定制“你借书、我买单”的服务模式，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提升馆内服务质量。

黄筱玲对此也很有感触：“有时候，购买纸质图书经费有限，但每年出版的新书又非常多。为了满足学生诉求，我们会在‘保品种、减复本’的基础上，买更多数字资源作补充。比如，一种新书的复本是1到2本，有时放在主校区，分校区可能就分不到。学生查阅不到，就得通过文献传递或者电子书来做替代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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