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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联系消息发布人何光。沟通后，他将何光发来的语音归纳为两种方案，要想入职，其一是走正规渠道，参加招聘信息规定的考试，可考试难度且不论，仅报名资格所需学历、年龄限制，便将孙明排除在外；不出所料，其二是非正规渠道，何光声称不用参加考试，便能在2年内通过上下打点让孙明入职，只是需要4.5万元的打点费用，“那是我打零工的积蓄，很舍不得。”孙明说，但转念一想，高回报要有高付出，第二天便取出所需现金交给了何光。

可看他的账单：2022年6月至2023年4月，仅入账流水便达到100余万元。同时，他还频繁向特定人员转账，最多时一日竟转出9万元。此外，何光的日常生活奢靡，常出入高档酒店，频繁自驾游，仅改装爱车这一项，他便消费了20万元。

胡勇的想法在次日的报案笔录上体现出来了，负责询问情况的王民才对此颇为痛心，“做完笔录，我对他说，诈骗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你们掏钱时的心甘情愿。”王民才说。

发觉4.3万元被骗的当天晚上，孙明从卧室的抽屉里翻出了一瓶安眠药，他将药揣进兜里，走向公安局报案的路上，下定了“钱追不回来就了结自己”的决心。

此外，何光还要安抚“烟”们的情绪。为了避免事发后留下证据，在每日汇总诈骗成果的微信群中，这个4人团伙用“烟”代指上当的被害人，每骗一个人，就有人在群里发“我吸了一根烟”。

经查，自2022年6月至2023年12月，该团伙诈骗所得共计200余万元。除挥霍钱款外，4名犯罪嫌疑人共计退赔80余万元赃款。

此前半年，在胡勇的催促下，在外省从事平面设计的儿子辞了职，尽管当时工作月薪近万元，可在胡勇看来，高薪难比心安，“都说养儿防老，只有他在我身边才能‘防’嘛。”胡勇说。

恰好此时，何光参与进来，与朱晃负责向外扩散消息，联络诈骗对象，并根据被害人的年龄收取4.5万元至8万元不等的打点费用，“年纪小的被害人会上网查资料，容易露馅，他们的收费就低，反之会很高。”王民才说。

这份于1月24日制作的报案笔录，是公安机关对该案的首份记录。至2022年6月，35岁的孙明的零工生涯已满10年。与大多数初入中年的男性一样，结婚生子后，孙明已然消磨掉年轻时的锐气，他在东奔西跑的零工路上愈发感到力不从心。“身体越来越累，收入也不稳定。”孙明在笔录里说，对未来的迷茫使他渴望得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哪怕花点钱呢”。

“花钱”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2022年6月底，孙明在当地的“拼车群”内看到了一条农牧用工招聘消息，其中写着薪资优渥，工作时间自由，且工作达一定时长后可考取事业编制，孙明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接下来的一年半，孙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至2024年1月，迟迟未等到回信的孙明再也按捺不住，他多次询问何光事件办理进展，对方却一再推脱。直至被拒接电话，拉黑微信，孙明才不得不面对被骗的事实，向民警报案。

钱从哪来？又向哪去？在证据面前，何光只好坦白。2022年初，经朋友介绍，何光与张明、李武、朱晃结识。彼时，四处打零工的张明想找稳定工作，但其曾于2014年、2016年因吸毒被公安机关处理，找工作之路并不顺。为了挣快钱，张明伙同李武、朱晃动起了歪心思。

决定报案的前一晚，胡勇将被骗经过向儿子说，不出意料，儿子义正词严地批评了父亲。可胡勇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在他看来，逐利和取巧是人之本性，“再遇上这种事，我可能还会掏钱。”胡勇说。

在报案笔录的结尾，孙明表达了想要轻生的念头，“我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没了，养孩子的压力、媳妇的指责，想想都头疼。”孙明说，至今，他仍记着民警的回复，“我们是诈骗的克星！”民警的这句话并非同情也无宽慰，但其中的坚定和自信让孙明吃了定心丸，打消了他轻生的念头。

“他们以考取事业编制为噱头，对外宣称自己有渠道，不经过考试就能为求职者办理入职手续。其实他们说的工作并不存在，考取事业编制更是谎言。他们就是想以此骗钱。”王民才说。

不止他俩。前一天，收到80余万元退赔赃款的兵团第八师下野地垦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王民才给40余名被害人打了电话，通知他们前来说明被骗金额，这起于1月25日侦破的诈骗案进入尾声。

辞职归来，胡勇想为儿子挑选一份心仪的工作。同孙明一样，在当地的“拼车群”内看到颇具诱惑力的招聘消息后，胡勇联系了何光，机会难得，当天，他便支付了5.2万元打点费用。至2024年1月，迟迟未得到回信的胡勇发现何光失联，察觉被骗。

ob视讯官方为何前来公安机关？事关声誉，两人不约而同地用行动向对方解释：孙明走向法医室声称要咨询户口迁移业务，胡勇则掏出驾驶证试图让刑警处理车辆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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