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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彩网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的一场特展——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来自中国考古博物馆和22家文博单位的龙主题的文物吸引了不少文博爱好者。展览以龙为主线，展出了红山、凌家滩、良渚、三星堆等30余个重要遗址发掘出土的112件龙主题文物，构建起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的历史。

5月24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了水稻从野生到驯化长达10万年的连续演化史。这项研究进一步确认了我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项目，主要开展人类起源与演化、农业起源与扩散、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等系列重大考古工作，近年来在探源揭本、以史鉴今上实现了更多的突破。

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苏羊遗址是洛阳盆地首次发现的古国时代大型中心性聚落，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八千年龙文化里就能真切地看到中华文明的这些特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 蒋乐平：水稻变成化石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会腐烂，在久远的年代里面，它的形状都保存下来了。比如扇形植硅体是稻叶上的植硅体，它上面有一片片像鱼鳞一样的分布，鱼鳞的数量可以作为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主要依据，一般栽培稻的数量超过了9，野生稻少于9。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中国龙的形象和精神内核，始终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传承延续，当把这些龙文物同时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出相互影响的痕迹。

文化积淀着民族的血脉与精神，连接着国家的历史和未来。只有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才能理解古代中国，理解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建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据了解，研究人员建立了有效区别野生水稻和驯化水稻的科学标准。水稻是高硅植物，从土壤吸收了大量的硅元素，植物学上把这种硅化的细胞称为植硅体。鉴别驯化稻和野生稻的一个研究方法就是从植硅体入手。

研究还发现，浙江上山的先民把稻壳、稻叶掺和到陶土中，不仅可以减轻陶器的重量，还可以增加陶土的黏结性，防止在烧制过程中开裂。这就形成了从水稻栽培、收割、加工脱壳等一系列的完整证据链，它不仅是古人智慧的体现，也充分说明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 任广：苏羊遗址延续时间从仰韶早期一直到龙山时代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稳定，文化谱系一脉相承，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的标尺性聚落，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近年来，众多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实证探究中华文明的本源和特点，也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历经时间、空间、王朝、社会性质等变化，但文明形态没有断裂、文明底蕴历久弥丰。农业、玉器、都城营建等文明要素均在考古学文化属性上呈现出清晰的继承关系。

2023年，全国开展了265项主动性的考古发掘项目、基本建设的考古项目1367项，包含很多世界级重要考古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科学意义。可以说，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正在实证中华文脉的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国家重视，社会安定，我们考古的环境是最好的时候，做发掘做研究，包括保护，包括国家对博物馆的重视，都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好地做好考古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水稻的驯化、栽培，像北方地区的粟、黍的栽培驯化，北方地区粟、黍向中亚，向欧洲扩散，这都是我们文化创新性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 蒋乐平：一万年是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上山文化发现的稻作、定居、彩陶等方面的完整证据链，已经成为万年中国的重要符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科学的手段，把古代历史做得更清楚一点，把我们走过的路弄得更清楚一点，哪些贡献对民族的产生、发展、兴盛起过重要作用的。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刘国祥：展览之中，我们发现了一件匈奴的王冠，上面是一只鸟，下面一圈有虎、马、龙，而且龙是草原龙的形象，草原游牧民族吸收了龙文化的影响。

历经四年发掘，历史的神秘面纱正在慢慢被揭开。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完善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刘国祥：三星堆的一件小龙，龙顶部有一件牙璋，牙璋在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都是一种礼仪用器，非常发达。在三星堆文化里面发现，既体现了传承性，又体现了创新性。

苏羊遗址位于河南宜阳县，是仰韶—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5000年左右。自2021年开始，考古部门连续三年对苏羊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刘国祥：一方面我们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证实中华民族的五大突出特性，另外我们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丰富我们的认识。所以我们要做好解读工作，利用考古成果阐释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考古新发现，一眼越千年。一处被人为处理成大平台的山顶，面积约2.8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发现时只是不起眼的平坦“山头”，考古人员通过开掘研究，认定这是为秦始皇西巡准备的宗庙祭祀场所。这一发现被列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侯红伟：四角坪遗址是继秦宗庙建筑、祭天建筑之后的又一种新的或者更高等级的祭祀建筑形式，对后世、对汉代的德阳庙、王莽九庙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影响到日后的天坛、地坛的建筑形式，可以说开启了我们统一国家、国家祭祀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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