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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娱官方网站2024年是甲辰龙年，对龙的关注与讨论一直在持续。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作品中，龙的形象有怎样的呈现？自古至今有何发展变化？从东到西，龙的描述有何异同？

谭佳，哲学硕士，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早期中国思想史、比较神话学、文学人类学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研究”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理事会副理事长，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编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多种著述被翻译为英、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谭佳：从狭义文学观出发，我们能捕捉到的东西方最早相关文学作品分别是《诗经》与由《奥德赛》《伊利亚特》组成的“荷马史诗”。龙在二者中的使用，代表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不同文化气质。

当下，中国众多以屠龙为主的穿越小说、科幻小说也大多把龙视为神怪或魔法之物。在文学艺术的架构与主题方面，如何更好地呈现传统中国文学的龙特点，还可再深耕。中国文学的龙形象和龙主题所承载的天地精神、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等问题，如何有效传承发展，值得进一步挖掘。

在此传统下，对龙魔力的强化、屠龙主题的不断延伸，仍是今天西方奇幻小说的特点，如《魔戒》系列中阿尔达的龙、《哈利·波特》系列中的火龙、《冰与火之歌》中与异鬼类似的龙等，它们基本属于魔法界的魔法生物。

《诗经》中的“龙”常等于“宠”，如《商颂·长发》有“何天之龙，敷奏其勇”；《郑笺》有“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周颂·酌》有“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小雅·蓼萧》有“既见君子，为龙为光”等。这些“龙”虽借为“宠”，但可以看到它最初的神圣感和道德意味。此外，《诗经》还出现龙旗、龙纹的描绘，如《周颂·载见》“龙旂阳阳”、《商颂·玄鸟》“龙旂十乘”、《鲁颂·閟宫》“龙旂承祀”等。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神话及文学作品中的龙，相互间有何互动与影响？到了现当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龙将如何融合发展？

概括而言，文学作品里的中国龙具有“十全十美”特点：一是最古老，最未来；二是能现实主义，能浪漫主义；三是最奇幻，最风靡；四是能圣能俗，能上天能入渊；五是能雌能雄，能阴能阳；六是最有人缘，“好友”最多(如形成龙马精神、龙腾虎跃、龙凤吉祥等固定的文学意象)；七是最有团结力和凝聚性；八是最有跨文化性和可比性；九是最有传播性和共鸣感；十是龙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的动物，被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图腾。

谭佳：东西方龙文学的未来发展态势，可以结合当下的文化变革来看。当今文化以网络电子媒介为核，在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AI)冲击下，人类自我表达和交流方式正在发生飞跃，纸媒写作和网络写作甚至AI写作并存。因此，不难判断，动漫化和影视化的龙，必然更快速普及于社会大众；有文化意味的“内涵”龙，和作为数据库写作素材而存在的“普通”龙并存；文以载道的龙和以电子游戏模式创作的龙同在；神圣的龙和萌味十足的龙并存。总之，非中心的、打破国别的、多元和跨界的龙文学，与旨在宏大叙事、有现实主义指涉的作品会平行发展。

同时，龙文学自带张力与特点，在龙文化中独树一帜。相比其他领域，中国文学中的龙，高度体现中国文艺精神和文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理想抱负、性格情操、想象能力，以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观念等。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华文明代表，龙图腾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其在中国古代神话及文学艺术中是如何传承发展的？发展过程中有何重要变化，有哪些鲜明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研究”首席专家谭佳研究员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代表性的龙进行梳理和解读。

谭佳：龙在中国文学中的呈现，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它参与并体现着龙文化发展的基本轮廓：本土形成、佛教东传和道教兴盛后的发展、现代传媒兴起后的多元融合。

在古希腊语中，“龙”和“大蛇”是同一个词语，所以“荷马史诗”中的龙形象大多也是巨大的蛇。如《伊利亚特》第二卷提到，“一条背生血红鳞片的长蛇由奥林波斯大神送到阳光里，从祭坛下冲出……小鸟可怜地啼叫，被蛇一一吞食”，并用巨蛇来预兆特洛伊战争会打十年；《伊利亚特》第三卷提到，“有如一个人在山谷中间遇见蟒蛇”。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传媒兴起后，龙形象的多元融合。伴随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受西方文化影响，文学里的中国龙既有传统文化符号意象，也保留其佛道教意味，又不断融入西方文学的“屠龙”主题，不断走向大众化和类型化，如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当下，修仙、奇幻、穿越、科幻小说中都有龙的身影，中国涌现了很多以龙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作品，其中一些被译介到海外，起到很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佛教东传、道家兴起后的龙文学，龙从神物发展到具有丰富的人格化特征。隋唐明清时期，龙在文学叙事中更加丰富，不断通俗化、大众化，比如经常出现有关龙女、龙子、龙宫、龙床等的精彩描写；龙族的“势力”还有井、河、江、海的大小区别，与天宫、地府等一起，形成可与人间相对应的等级世界，《西游记》就是典型代表。

此外，围绕龙神话的研究，成为知识分子文艺追求和家国情怀的体现，这也是中国龙文学的一大特点。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家和批评家闻一多通过对龙神话的研究，以“龙图腾”发挥出团结鼓舞国民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台湾，文学中的龙元素也很常见，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享“龙脉”。

作为诗词意象的龙也愈发成熟。比如李白诗歌创作中的龙形象千姿百态，是他济世安民、隐逸出世两种处世情怀的内在表现。在韩愈《龙说》、柳宗元《谪龙说》等作品中，以龙喻志的传统得到传承。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不仅设有《龙》篇，《罗刹海市》还描述了罗刹国、龙国这两个一切相反的国度，在龙的国度一切都是美好的，作者借此表达对现实的嘲讽和批判。

秦汉大一统后，文学中的龙随时代发展进一步丰富，出现政治化、哲理化、神怪化等特点。政治化体现为衬托帝王的神圣，比如《史记》、汉赋中大量借龙来称赞王权；哲理化方面，西汉刘向《新序·杂事五》中的“叶公好龙”是典型例子；在神怪传统形成方面，《山海经》《淮南子》记载很多与龙相关的神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功能。

谭佳：东西方龙神话及龙文学之间的影响，有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如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观念，就是佛教东传和本土化之后才发展兴起的。隐性则是大量的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比如，从史前到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欧亚草原游牧社会中盛行各种统称为“格里芬”的有翼神兽形象，东传至中原后，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的中国文学与神话叙事产生影响。

第一个阶段是本土形成，即东汉以前的龙形象，大多是能上天入地的神兽。除此之外，龙还作为天文意象出现在早期文字叙述中，如《周易》中提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可看出商周时期的天文与龙意象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文学中龙的一个重要特点。到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庄子》《韩非子》中开始出现人养龙、龙杀(咬)人、屠龙等生动情节。在文学风格上影响很大的是《楚辞》，龙成为瑰丽想象的重要元素，屈原以乘龙升天喻示自己志向高洁。

“荷马史诗”中这些蛇或龙，明显有魔力和保护功能，令人害怕和敬畏。《诗经》里的龙虽隐有天威感，但文学风格上追求中和，可敬但并不令人生畏。

西方神话中有丰富的龙形象，比如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在《神谱》里描述龙为地母盖亚之女所生，是一个蛇身仙女。随着《圣经》的巨大影响，尤其在中世纪，欧洲各地神话传说中丰富的龙，逐渐统一成有魔法的或邪恶的龙形象，贯穿在众多西方文艺作品中，屠龙成为一类经典主题。骑士文学和探险小说也特别喜欢使用龙意象，有助于体现主角的英雄形象和不凡经历。由此，西方文学的龙形象渐渐被固化：蜥蜴似的爪子和鳞片，有翼且会喷火的怪兽，它们守护财宝，贪婪凶狠，可能吃人并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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