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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那年，因一块手表丢失，他怀疑是一位老人拿走。据他回忆，去索要时，对方不给，且骂了他。为了给对方教训，他一把火将老人房子烧了。火势变大后，他害怕了，打电话报警，但老人还是葬身火海。

不过，在教育、矫治之后，外界最关心的问题是，专门学校究竟有没有效果？回归社会的时候，他们是否有变化？苑宁宁说，专门学校会在学生毕业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各个学校规定的期限不同，一般是6个月到2年)，通过电话回访或家访等形式，看其有没有再次出现违法或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就算转化成功。

李红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专门学校管理顶层制度的研究论证。“如果进展顺利，今年规章制度出台后，相关的管理就会统一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作出专门矫治教育方面的规定后，细则应该在一年内完成立法，到现在已近3年，相关细则还未作出。李红勃说，这表明这项工作存在难度。

王海说，他们学校对毕业生的回访跟踪到18岁，也就是跟踪到他们成人为止。作为专门学校无法对他们终生负责，学生们成年后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学校成立至今，毕业生已有91人，通过跟踪，目前还没有出现再次违法的毕业生。”

在《检察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张寒玉表示，以前刑法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2019年收容教养制度被废除，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收容教养”措施改为专门矫治教育。实践中，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涉罪未成年人在最高检不予核准追诉的情况下，本该送入专门学校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却因现有专门学校数量太少而“无校可去”。

张荆把专门学校比作未成年人滑向犯罪入刑道路上的一道保护屏障，是构建社会防卫系统的一部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系统，过去，许多中小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抓升学率，忽视对问题学生的管理，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中小学校法制伦理教育体系建构也是我们社会防卫系统的重要内容。”

前述岳阳民办专门学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称，该校新生第一个月要接受心理矫治和军训，然后转入正常的文化课学习，但每天早晚仍会有军训。“我们采取军事化封闭式管理，全年无休，哪怕是春节，如果不是家长有特别要求，学生们也会在校学习。”

该校公安校长王海(化名)由当地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担任，长期在该校工作。王海做过多年刑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和其他城市一样，他们市也出现过未成年人盗窃、打架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因年龄原因，公安机关对他们作出处罚决定但无法执行，只好让监护人把他们带走的事。这也导致“犯了抓，抓了放，放了犯”的恶性循环，让警方很头疼。

苑宁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国的专门学校存在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的特点。目前，全国有200多所专门学校，其中青海等7个省份还没有专门学校，其余省份也只有一两所，而贵州每个州市都有。

张荆对日本的问题儿童救助机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印象深刻，年龄较小的恶性暴力犯罪者在此被关进“带锁的房子”，失去自由。学校把他们作为有发展障碍的“病人”进行诊治，会有专业人员对他们辅导治疗。而区别于他们，日本专门学校的一般学生较为自由，这些学生在周末可以由监护人带回家中休假。“我国专门学校未来改革时，也可以探索这两种管理方式。”

事实上，苑宁宁还认为，专门学校的办学经费比其他普通学校更多，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持。所以，地方上的教育经费可以适当向专门学校倾斜。

目前，上述北方地区的专门学校对学生不收取任何费用。岳阳市的民办专门学校则不同，招生办工作人员说，该校家送生一年学费为43100元，岳阳市有些县市区跟校方签订了协议，这类学生学费大约有一半由地方财政兜底；警送生则需要每个月自费大约1000元生活费。

苑宁宁强调，并不是说具有严重不良行为，就一定可以送进专门学校。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具有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多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等情形，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才可以将其送进专门学校。

目前，该校共有14名教师，都是教育部门从其他学校调过来的。开有16门课程，包括文化课、体育、书法、音乐、美术、传统礼仪等。

张荆认为，专门教育指导委员评估后将一些未成年人送到专门学校，也就意味着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在这种未经法院审判程序的背景下，当事人有没有申诉权，专门教育指导委员有没有强制职能，是否涉及行政违法问题，今后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另外，在收容教养制度已经废除的背景下，如果由公安机关出面，强制将这类未成年人送到专门学校，又容易让人感觉是重蹈覆辙。所以，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方针，解决好程序问题，做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结合。

“公安机关制定一个初步意见，建议孩子在校学习时长，然后学校把意见提请到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会根据案件性质，有可能会对时长作出调整。所以说，最终的时长还是由该委员会决定。”王海说。

一段时间后，张佳佳离开了看守所，又因盗窃被警方抓获。2023年年底，检察机关建议将其送到这所专门学校，接受一年的教育和矫治。

这名工作人员还说，学校的师资分为两类，一是岳阳市教育部门派来的公办老师，还有一部分是学校自主招聘的教师。学校的文化课与义务教育阶段一样，高中年龄段的学生则接受职高教育，开设了电子商务和旅游专业。

足球下单app软件一名教师在黑板上写下“邯郸事件、欺凌、霸凌、留守儿童”等关键词，说起近日发生的邯郸初中生遇害案。黑板上方张贴的“认真做事，坦荡为人”八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课堂上有大约20名学生，看起来年岁不大，穿着统一的蓝色校服。有两名身穿制服的人站在教室后排，他们被称为“教官”或“陪护人员”，负责应对突发事件。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严重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有刑法规定、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体包括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寻衅滋事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殴打、辱骂、恐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盗窃、哄抢、抢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9种情形。

2016年至2019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团队考察了全国22所专门学校，发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转化成功率平均在90%以上。

其中，有一名学生的罪错性质较为严重。15岁少年张佳佳(化名)生于同省另一个县的农村，有兄弟姐妹五人。他说自己在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大约10岁开始偷窃，父母规劝不了也就慢慢对其疏于管教。

该校教育校长李涛(化名)曾担任该市某镇中心学校领导。李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校的学生多数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所以需要为他们上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但教学时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

“有的未成年人甚至还打擦边球。比如，他们知道到16岁时，如果因盗窃被抓就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在此前盗窃有恃无恐。”王海说。

湖南省岳阳市的一家民办专门学校则是这两种生源都有。该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校现有在校生600多人，其中家送生500余人，还有不足100人为警送生。

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上世纪50年代，为挽救一些轻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避免他们走上更严重的犯罪道路，工读学校(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课)成立。

上述北方某县级市的专门学校，是在2022年11月开始运行的。学校由市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共同管理，配有一名“教育校长”和一名“公安校长”，采取封闭式军事化管理。

李涛说，新生进入学校时有100分量化分数，个人内务卫生、文明礼仪、课堂纪律等都会和分数挂钩。“表现好可以加分，反之就会减分。比如骂人一次，被发现要扣除5分。学校每个月都要公布当月各自的分数，并提到加分或扣分的原因。如果分数到了90分以下，就有可能会延期毕业。”

张荆目前担任河南省一家专门学校的名誉校长，在他的建议指导下，这所专门学校通过心理学的量表测量及访谈，将学生们分为四种类型，其中最典型的是社会罪错人，这也是犯罪学中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因为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交友环境的恶劣而引发的罪错，“要想办法改变他们的监护人、学校的教育方法，改变他们的交友环境。比如在专门学校里应建立外联部和家庭教育咨询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未成年人教育的同时，依法惩戒措施也不能缺失。今年3月1日，最高检也曾明确提出：“对于实施严重犯罪、性质恶劣、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依法惩治、该严则严”。

在上述专门学校，学生主要是曾因盗窃、打架等原因被警方抓获过的未成年人。这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和问题家庭孩子占比90%以上。目前，学校共有48名在校生，其中男生40名，女生8名，年龄最小的12岁，最大的17岁，共分为3个班级。

他举例说，2023年10月，该校篮球队参加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获得了中学男子组篮球第一名。其中一个学生是主力后卫，其曾因打架要在学校接受一年三个月的教育，因为各方面进步明显，加分后提前一周毕业了。

另外，这类学校的师资水平还有待提高。有媒体分析称，专门学校的教学难度明显超过了普通学校。专门学校的老师不仅要作为学科教师，还要兼任学生24小时的管教值勤工作，在其中充当着“教育者、管理者、监督者”等多重角色，还兼顾学生“吃喝拉撒”的生活管理以及对学生适时的心理疏导，兼任心理咨询师，各方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

至于学生应在校多长时间，以什么来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校，王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主要根据他们涉及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作案次数等来定。最短3个月，目前最长的时间是1年9个月。

张荆担任名誉校长的那所专门学校，在接收新生时，会告知他们的监护人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表示孩子的监护人自愿将其送进专门学校，这样也是为避免出现程序违法等问题。

王海举例说，张佳佳刚来专门学校时，不怎么跟人交流，还经常自称“老子”。“有一次上体育课，我发现他投篮很准，就夸奖了他。他很开心，此后整理内务等方面也都非常积极。他父母来看望过他两次，他们也感觉孩子变化很大。”

事实上，不同专门学校的文化教育和矫治措施是有所差异的。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张荆长期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表示，目前，从办学性质看，我国的专门学校有公办和民办之分；从牵头单位看，有教育部门、检察院、公安部门等。因为还没有统一指导方针，地方上在开办专门学校时，都在自我摸索。

而根据法律规定，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是由教育、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司法行政、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门学校等单位，以及律师、社会工作者等人员组成的，研究确定专门学校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在上述北方某县级市的专门学校参观时注意到，学校装了很多摄像头，监控范围覆盖走廊、宿舍、教室、停车场、操场等区域，几乎可以说无死角。陪护人员的宿舍和学生宿舍之间安装了单向透视玻璃，以方便陪护人员看到学生的一举一动，在他们出现异常行为时可以及时干预。

学生如果表现优秀，校方则可以形成报告，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允许其提前毕业。王海说，目前为止，还没有延期毕业的学生，但已有提前毕业的案例。

出于上述考量，该校开始运行。开办资金1600万元由市财政出资。王海说，开学3个月内，全市的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出现连续60多天零发案。他认为，这所学校的建立起了很大的震慑效果。

张寒玉认为，目前，多地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尚未设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门学校的建设工作。张荆也说，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筹建专门学校应由教育部门牵头，但现在教育部门普遍更注重升学率，对筹建专门学校缺少动力。

苑宁宁结合自己的调研说，从全国来看，专门学校的生源有两种，一种是“申请送”的“家送生”，由未成年的父母等监护人或其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另外一种是“强制送”的“警送生”，由教育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依法做出决定。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法治的进步，也考虑到外界对工读学校的污名化，201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正时，将“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

当然，苑宁宁也指出，“专门学校无法保证他们毕业后就不发生变化。回归社会、家庭后，如果监护人对他们依然疏于管束，他们也存在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主任李红勃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学生在入校前曾对别人造成过危害，有的甚至还是较为严重的伤害，所以专门学校采取相对封闭的管理措施，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学校时再出现伤害行为。但是，专门学校不是少管所而是学校，这些在校生不是“少年犯”而是学生。他发现，从多个案例看，专门学校的很多在校生都是留守儿童或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说明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与成长环境存在关系。专门学校要为这些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亲属等看望提供便利，让学生感受到亲情，这样也能起到感化作用。

3月22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强调，积极协调推动专门学校建设，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加大教育矫治力度，携手各方坚决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

而在上述专门学校，只有警送生。王海称，曾有一位母亲报警说，孩子的父亲外出打工了，她管教不了孩子，有时候孩子不顺心还会打她，她想花钱把孩子送到专门学校，学校只能拒绝。“按照规定，警送生和家送生要分区管理。我们校条件有限，暂时还接收不了家送生。”

近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频引发关注。清远市阳山县13岁男孩性侵8岁女童，但因其不满14周岁，警方依法未予立案，而是将其送至专门学校。

上述北方地区的这所专门学校学生称，他们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洗漱、整理内务、跑操、吃早餐，然后到教室上四节课。午餐后午休两小时，下午上四节课。这些课程中，每天都有体能训练(跑步、篮球等)。晚餐后，还有晚自习，晚上10点睡觉。周末也不例外。在校期间，他们不能打电话，不能上网，为方便交流，宿舍内装有对讲机。

资料显示，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北京市工读学校，成立于1955年7月，设有铁、木工厂和农田、饲养场，学生每周劳动两天。课程设置、教材与普通中学大致相同，学生学习时间多于劳动时间。

“我们摸过一次底，发现有些孩子虽然处于初中年龄段，但小学3年级的数学题都做不及格，乘法口诀都不会背，英文26个字母也写不出。我们不得不从最基础的知识给他们教起。”李涛说。

一名今年14岁的男生，因参与打群架和用自行车撞警察成了这所专门学校的学生，为期6个月；一名今年16岁的男生，在去年9月伙同他人偷了一辆电动车，还把一个烟酒店的防盗窗撬开盗窃香烟等，也被送到了这所专门学校。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仍呈上升趋势。2020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5.5万人、7.4万人、7.9万人、9.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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