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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门球的参与者，也并非全部都是失明者，而是视力0.1到全盲的视障人士。“每场比赛前，裁判都要检查眼罩，眼罩是双层的，无论运动员本身的视力是哪个等级，戴上后都是全黑。”郝国华说，“运动员要靠听力辨别球在哪里，所以比赛现场也要求极度安静。”

这项赛事叫全国盲人门球选调赛，共有四支队伍，这些队员，也就是中国最早的盲人门球运动员。“那是中国第一次有了盲人门球这项运动”，民进会员郝国华说。

这里有杭州亚残运会比赛场地中唯一的民营场馆——中国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它的前身、加盖于杭州唯一织造厂(现杭州中天科技有限公司)顶层的训练馆，就是蔡长贵和陈亮亮曾经训练的地方。

“这些运动员耳音特别好，那次听他们唱歌，我心里特别震撼。”郝国华说，“来之前总觉得这些孩子不幸，什么都看不见，世界是一片黑暗的，但他们唱歌时的快乐、放松，那种‘看不见阳光，但内心很阳光’的状态，非常感染人。”

2006年，蔡长贵和陈亮亮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盲人门球世锦赛，那是蔡长贵“第一次穿上国服”。这场比赛中国队因为不熟悉规则，成绩并不算好，但在一个月后的第九届“远南”运动会上，他们就拿到了冠军。

如今，因为长相酷似动漫角色五条悟而在网络上颇有人气的胡明耀，已经是中国男队的队长。2021年参加东京残奥会时，尹世强和队员们一起观战另外两支队伍的比赛，其中一方在领先情况下被翻盘，比赛结束后队员回到自己的房间，“最佳投球手”杨明源说：“如果今天的比赛尹老师在，他们肯定不会输。”

边打球边做推拿的日子，持续到2005年。蔡长贵从中专毕业，父母不愿意他一个人在外受苦，劝独子回家开店，有稳定的收入、也能有家人照料，但蔡长贵自己却一门心思要继续打球。

但那一次上手盲人门球，改变了蔡长贵的人生轨迹。小时候爱踢足球的他，球感好、反应速度快，比其他人更有空间感，他这份过人的天赋也被教练看在眼里。

三个月后，蔡长贵代表江苏队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全运会，比赛结束，他又回到了学校，一边打球一边上课。他的国家队队友、同为2008年北京残奥会冠军的陈亮亮，也有着一样的经历。

在去之前，郝国华已是多年的篮球裁判，可那也是他第一次听说盲人门球这个项目。郝国华说：“那时候脑海里想象的是一个人、手握一根杆儿、击打一个可以在地面上滚动的球，最终要将球打进球门。这是老年人经常开展的一项体育活动，可是盲人看不见要怎么打球呢？”

蔡长贵是后天失明者，十岁那年，他因药物中毒意外失明，父母在多番打听后将他送入南京的一所盲校。一开始，家人会接送长贵上下学，到了第三年，他就跟父母说“我可以一个人去”。就这样，蔡长贵逐渐适应了独自出行、完全自理的生活，在盲校里，他学会了按摩这项手艺，和很多同学一样，都打算将来开家按摩店养活自己。

“比赛之前家里人说要来看我，但我怕我紧张打不好，就让他们别来了。”蔡长贵说，“上场之后也是真的紧张，但把训练的东西都发挥了出来。”四分之一决赛打芬兰，半决赛打美国，总决赛对阵立陶宛，最终，中国队以9比8取胜，拿下残奥会冠军。颁奖时，陈亮亮虽然看不见五星红旗，但听着国歌，唱着唱着，他就流下了眼泪。

当时，盲人门球国家队的队员大部分都来自辽宁，这里的人普遍高且强壮，更易于选材，所以选调赛的地址也定在这里。在大连的这段时光，是郝国华第一次和盲人一起生活，平常运动员训练，其他人学规则、忙自己的工作，比赛时来执裁，有一天晚上，他们还一起开了联欢会。

集训时，教练给了蔡长贵不同于其他人的“训练菜单”。“当时我的身体条件各方面都没有成熟，教练不让我做那种大力量的训练。”他说，“我的第一个教练是投掷运动员，第二个教练是足球守门员，他们都是职业运动员，知道怎么能把一个苗子‘练成’。”

这份“严苛”，让盲人门球赛场鲜少出现争议判罚，也让郝国华成为了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宣誓的裁判员代表。那天晚上，在全场灯光和观众的注视下，他一字一句地念出了宣誓内容：“我以全体裁判员和官员的名义……”

四个月后的巴黎，尹世强将作为男队主教练再次带队参赛。已经从男队退役，但平常会在女队帮忙训练、周末去做推拿的蔡长贵则会留在国内，他说：“希望我们中国男队和女队这次都能站在领奖台上，升起国旗，为国争光。”(完)(《中国新闻》报 作者 王曦泽)

意外听到这句话的尹世强，为队员们的认可而感动。他原本任教于杭州的一所小学，但现在回想那时的日子，更像是一种“一眼就能看到退休之后”的生活。尹世强说：“当教练后，每一次比赛都是带着压力、也带着一些期望，我们穿着国家队的服装，取得成绩之后还会升国旗奏国歌，这种感觉在学校里当老师可能永远体会不到。”

90vs足球比分电脑版比赛开始前，每位盲人门球运动员的第一个动作，都是戴上纯黑的、不透光的眼罩，从这一刻起，那些隐隐绰绰的人影都会被遮蔽在外，眼前就只有一片漆黑。但在黑暗和静谧中，所有光芒都照在了他们前行的路上。

也就是从这时起，郝国华真正决定投入到盲人门球这项运动中。次年，作为中国最早的盲人门球裁判之一，他和运动员们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远南”运动会。第一次踏入国际赛场，中国队就取得了男女团双亚军的成绩，而在赛事的驱动下，盲人门球的种子也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盲校中播撒开来。

刚来到塘栖的蔡长贵，就被教练“逼”上了队伍的中间位。“刚上去的时候，我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就感觉这球太快了，防不住。”蔡长贵说，“但是教练说‘看了一圈了，就你行’，教练说了，我就练。把自己逼上梁山的时候，就成功了。”

“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参加奥运会，2008年在我们中国的奥运会。”蔡长贵说。为了同样的梦想，这一年，他和陈亮亮都奔向了浙江的一座小镇——塘栖。

中间位的主要职责是防守，如今盲人门球通用的坐式防守法，就是蔡长贵发明的。“之前都是蹲式，但蹲式防守球太快了容易钻过去。”他说，“有一天我试着坐那玩儿，感觉防得挺好，练习的时候我就跟教练说今天腿疼，坐这儿防，后来慢慢地教练说‘你腿到底疼不疼？’我说‘不疼，就是防得好。’”

这次奥运，中国男队拿到了第五名，打完比赛后，原来的教练不再带队，新加入的是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现任中国男队主教练、民革党员尹世强。

“盲人门球大小接近篮球，球的表面有8个孔，内壁设有铃铛，球在地上活动时会发出声音，场上两队各有三个人组成，他们凭借听到的声音判断球的方向并防守、进攻。”郝国华介绍道，“球场两端各立有一个与场地同宽的球门。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谁进的球多，谁就是获胜方。”

“当时只是把它当成娱乐”，2008年北京残奥会男子盲人门球冠军蔡长贵说，“那时候想的就是以后去做针灸推拿和正骨，没有觉得能当运动员，对我们来说，那是比较遥远的东西。”

而这些来自各个项目、各个省市的运动员和裁判员之所以被召集至此，举办一场前所未闻的赛事，是为了筹备即将在第二年召开的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即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现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这是新中国承办的第一届残疾人国际运动会，也是中国代表团历史上首次参加盲人门球项目的比赛。

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来到塘栖，是因为在这里不必为生计奔波。2003年，织造厂的创办者陆财良和妻子、民进会员翁素萍就决定接收浙江省盲人门球队，将他们安置在工厂里，带薪训练，吃住都包。2005年，为了改善训练条件，二人又加盖了这座宽敞、有空调的新场馆，开始为国家队选拔人才。

“2000年5月2日，我随河南代表团乘飞机抵达上海，参加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在一次自述中，陈亮亮曾这样说，“比赛结束，我又回盲校读书了……中专毕业后，我去广东打工，从事盲人推拿。另一边，我和盲人门球的缘分仍在继续。”

同样在场的，还有作为盲人门球项目裁判长的郝国华，自1993年后，他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全国残运会，如今国内的这支裁判队伍便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年我们对裁判的管理非常严格。”郝国华说，“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是残疾人，而裁判员都是健全的，我们不能诋毁或者操纵残疾人运动员的比赛，这是很不道德的。”

“2008年之前可能比较自卑，情绪不稳定，自己的脾气不是很好。”蔡长贵说，“拿了冠军之后，很多事情想开了，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他不再会跟教练争吵，也更愿意一个人出门走走，变得“更自信更成熟”了一些。

尹世强和队员们之间的信任，是在日复一日地相处中慢慢建立起来的。他刚来时，去年在杭州亚残运会上大放异彩的胡明耀还只有18岁，有一次两个人吵架，吵完胡明耀就自己回了宿舍，还是几位老队员“出山”，把他劝了回来。

夺冠之后，蔡长贵其实就有了回家开店的想法，但最终在教练、领队的劝说下，还是留了下来。2012年伦敦残奥会，他在训练中眼睛发炎住进医院，为了参加比赛，又偷偷从医院跑了出来。蔡长贵说：“我一定要来参赛，因为我努力了4年，不能因为生病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在2006年之前，我们从没有拿到过第一，赢下之后非常兴奋。”蔡长贵说，“2007年的好运北京测试赛，我们也拿了第一。”

“刚进队的时候，我对这个项目一点也不了解。”尹世强说。一开始，他跟着两位老教练和蔡长贵这些老队员学习盲人门球，更多是“充当他们的眼睛”，带带准备活动，告诉队员们球向哪个方向偏了、有没有犯规、速度是多少。

1993年，当时在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员会工作的郝国华，接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邀请他去大连，为一项他“从未接触过”的赛事做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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