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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几十年间，陆续出现了几种不同解释。1922年，梁启超为纪念申报建馆五十周年，写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对此予以总结：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有了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有了戊戌变法、建立中华民国等政治制度变革；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有了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等思想观念变革。在这里，梁启超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发展变化的历史叙事，影响广泛而深远。

事实上，西方的兴起，始于征服新大陆和建立殖民贸易体系，通过“战争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并由此率先发生工业革命。此后，凭借生产力优势赋予的暴力优势，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侵略亚欧大陆众多民族、国家，才有了西方的强大。

就此而言，最早与西方接触的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等人的认识，反而最接近事实真相：西方之强在于其坚船利炮，因此中国应当推进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但因内外条件约束，这场工业化运动的成果未如人意。一方面，由于权力地方化，中央政府丧失了推动工业化的能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兴起，压缩了中国的自主发展空间。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经学、历史政治学、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出版西方法政译著十余种、中国经史研究著作多种。最新出版著作《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可大可久：中国政治文明史》。

随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通过中国实践得到解答，古今中西之争已不再成为问题。但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思想和政治进入新阶段，中心问题转变为“世界向何处去”。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议给出了原则性答案，中国思想学术界需要关注、研究以发展推进文明进步的实践，在世界层面上思考古今中外问题。(完)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占据主流的态势。历史唯物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为中国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方法，从思想上，更从实践上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奠定了基础。

古今中西之争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复杂，久未尘埃落定。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实践，走上了一条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与发展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凝定。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条件。

士人的危机感陡然加深。恰在此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严复等人的译介传入中国，提供了解释世界的一种新范式，中国精英也据此解释西方强大、中国落后的原因。随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士人、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主义理论，据以推进制度变革，包括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末立宪、建立中华民国。

这一创造性实践不限于思想、文化，而是总体性的现代文明创造。文化是其组成部分，且有能动性，但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基础，与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等辩证统一于“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点，在于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统一。在现代世界占据先进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在古代世界占据先进地位的中华文明相互作用，“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全国最大快速三平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连遭失败，陷入文明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思想政治之中心问题，古今中西之争因此而起，几乎所有近现代思想家、政治人物和学术派别都卷入其中，持续上百年。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破除帝国主义与依附性封建势力的工业化结构性障碍。革命胜利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这一能动的、革命的现代文明创造进程，经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凝定，使今日之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最后，消解古今之争的判断标准。古今之争把中西文化之别看成古今之别，即古代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之别，体现了一种单线的现代历史发展观。列宁则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类民族的世界处境相反，自然走上了相反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西方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性质的，广大被压迫民族对其进行反抗、革命，通常选择社会主义，从而形成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

可以拿同时期的德国做一个比较。19世纪30、40年代，自由主义理论传入德意志地区，知识界信以为真。长期经商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却打了一个比方：英国人爬上了墙，就会把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李斯特认为，真正让英国人富强的是工业化，而非自由贸易或个人权利。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在经济上奉行重商主义，在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但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却把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向全世界推销，其真实用意是打开各国门户。基于此，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意志精英群体总体上拒绝英国式自由主义，强化国家权力，最终德国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

首先，消解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文明中心论。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质是用文化解释历史，将观念、意识当作解决方案。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只是其观念反映而已。西方的兴起是因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挨打是因生产力落后，从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在思想和实践上纠缠于文化问题，甚无谓也。

现在看来，梁启超的事实描述大体没错，价值判断却不能成立。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争论点在于西方因何强大。很多人将其归因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再由此上溯至历史性存在的整个西方文化，如古希腊的哲学和民主。

新兴知识分子又一次把国家失败归因于观念、文化，试图通过观念启蒙、全盘破坏传统文化解决国家根本问题。形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仍在外部：一方面是日本思想的支配，福泽谕吉等人把东亚各国的落后归咎于中国文化，又配合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持续贬低中国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是美国思想的支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主易位美国，美式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大行其道，主张全盘美国化。

其次，消解中西之争的话语体系。中西之争体现了非历史的文明类型学论说方式，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予以简化、整体化且固化，以西方现代富强的事实推定其现代文化优越，进而推定西方文化整体优于中国文化。然而，西方先于中国实现工业革命，并不能证明古希腊哲学、新教伦理、启蒙运动或苏格兰道德哲学高明。反过来，中国没有率先实现工业化，也不能说明儒家思想低劣。一些人通过文明类型学论证中国文化存续的意义，却没有看到革命与工业化的必要性。

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度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思维方式误解了中国根本问题。19世纪中后期，中国接连败于西方列强(以及率先学习西方的日本)，士人、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此作出解释，说明西方何以强大、中国何以落后。这一解释又有重大规范意义，决定变革的方向、道路、战略。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如下论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今天中国思想学术界也有条件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理论上的论定。

在此过程中，国家看上去实现了宪政、共和，但组织化程度反而持续下降，日益丧失领导、组织、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意志和能力。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几年，国家依旧内外交困、混乱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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