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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之后三千年到黄帝，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且对天地运行有了深刻的认识。本体的真相就是变化，即易中有不易，不易中有易，易与不易的结合突显出有秩序的简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三易”逻辑。其定义了中国本体宇宙论的基本结构和性质，呈现出一个多功能、多层次，不断转化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存在体。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旋赴美留学，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担任诸多世界名校客座教授与讲座教授。创办国际中国哲学会并担任会长、国际易经学会并为主席、首创国际儒学联合会，现为荣誉顾问。被评选为唯一的华裔国际诠释学研究院院士。1973年创办英文《中国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至今已五十多年。主要著作超过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

从中国存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世界有些变化不会令中国人马上采取行动，而是静观其变，审时度势，以自身之力进行一种可能的转化，化险为夷，甚至于无为而治，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都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冲突矛盾的基本态度，即矛盾冲突可以和平解决，当然这需要对立双方都有这样的智慧。即使只有主体的“我”有这种态度，“我”也会找寻机会来化解危机，使世界转向“我”所努力的方向，不必仅靠暴力来完成，而是经过多种关系内部转化，最后达到目的。这就是一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思维方式。(完)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开始和西方是决然不同的。中国的农业化开始很早，并逐渐完善。生活在中国大地的族群因此能更早脱离畜牧生活的暴力。五千年前，中国华夏族群在黄帝的带领下，逐渐实现了一种安定的生活文化，其内核来自于一万年前中国农业的普遍发展。

以上说明了西方形上学与逻辑思维的影响，反映了西方文化的最初起源和畜牧时代的密切关系。文化与逻辑相互激荡，逻辑并没有解决文化的问题，文化也没有为逻辑提供新的出路。这是西方的现实处境，也是人类面临西方文化的现实处境。

不论两河流域或地中海希腊半岛，历史上都是多种民族不断争夺之地域，从畜牧时代到农耕时代都未停止。事实上，畜牧时代的斗争、野蛮和暴力一直保留到后期。从两河流域到希腊半岛遗存下来的族群并没有完全农业化，也就无法享有农业化带来的精神上的平稳和安顿，更无法从实际的人与天地的协和中，感受到生命的安宁与群体和合的愉悦。

这说明了易学的动态和整体思想以及本体包含的主体与客体的思想，即主体与客体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对应，形成一个彼此激荡和回应的动态存在。主客体在这种动态存在中，相互配合相互对应，最后必然走向一个理想的和谐统一体。既是多元，又是一元；既是开放，又是内在。同时也具有不断更新创生的能力。

成中英：我不是一个文化基因决定论者，但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人的生命本身是开放的，并没有为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所完全决定。人的存在有一种内在的自由，可以表现为一种自然的逍遥。因此，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冲突，冲突还是因为某些生活态度在特殊的环境之下所引申的对立感和不安全感。对外面的事物产生恐惧和敌意，是因文化心理所形成，而不必是文化基因所决定。因此我对文明冲突理论持反对态度。

由于农业化并未真正完成，西方人保存了畜牧时代的“野蛮精神”，强制性地使自身变成掠夺抢劫的暴力者，随时随地准备使用这种暴力来达到满足其生存欲望的目的。犹太民族圣经中有很多这类的实例，而希腊灭亡之后，从罗马继起到中世纪的欧洲，更是一幅幅的霸权征服图，直到18世纪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亦未停息。19世纪的欧洲内部战争，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说是这种冲突逻辑驱使的结果。到今天21世纪，还看不到任何终点，只是掠夺抢劫的武器更为精锐罢了，人类的存在则更遭遇到暴力的威胁。

这样一个基本的存在逻辑，从多方面应用在政治、经济、伦理、社会与艺术上。但由于时空因素产生的变化性，加之外来民族的野蛮侵略，中国的历史也并非平静。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谐逻辑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中国人开始理解到西方的矛盾逻辑，学习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也被迫进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成为西方所谓现代世界的一分子，甚至成为西方逻辑的“副本”，这是很不幸的。

成中英：哲学是由文化引申的。西方人追求一个永恒的哲学，对变化的世界怀有恐惧感，与其早期发展中的经验和遭遇有密切关系。

英超直播app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头，西方一些声音仍热衷于以“文明冲突论”作解。此时，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总言之，不像西方生活世界中充斥戾气，好像处于埋兵四伏的河谷之中，自然产生一种紧张的危机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更为和谐，更有一种悠游逍遥的气质，使人得到一种安顿。

如此，形上学本体论经过了三个阶段，开始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永恒不变论，然后到柏拉图的理型论，最后到亚里士多德的沉思论。他们的逻辑思想基本一致，且一直影响西方哲学到近代。主客间的矛盾会导向一种思想的不断自我批评和超越，也不断更新而无止境。对人的生命而言，人永远在一种主客矛盾斗争之中而不得安宁，最后需要求助于一个超越的宗教。

成中英：从哲学史来看，西方一开始就以“不变的永恒”为真相，以变化中的现象为虚假。如此本体二元论的对立，开始于柏拉图，经过亚里士多德，虽有新改变，却并无实质性的真正改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体和本质永恒不变，但属性或属性的属性却可以变化，生物的存在是不变的实体结合变化的属性或属性的属性而形成。因此存在的现象仍包含着一种存在的二元论。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三大逻辑定律：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不变的实体的存在是永远自身同一的，物与物之间也不能建立关系，因为两个物之间不可有第三个物，不然将引发无限的关系，这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物自身与物之间也不能有任何矛盾，世界之物因此只是一个“永恒的不变”，永远服从这三个定律的要求。

因为农业发展的需要，乃有羊文化的发展与伏羲氏观天察地的宏伟经验。在近千年的观察与体验中，中华先民逐渐摸索到天地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其对天地变化的注意和关切，就是易学文化的开始。所谓易，即日月之变、季节调整，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而且变是自然有序的，显现成为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这便是易中之简，尧曰“简在帝心”(《论语·尧曰》)，即为此意。有了如此对天地之间的了解，人也可以适应天地，同时发现人和天地是彼此相应的共同体，进而发现人为天地所生，人具有天地的创生精神，因此能够发挥像天地那样的创生能量，创造出人类的文明。

这样一种发展状态，当然也解释了西方人自身存在的焦虑感和对虚无感的恐惧，自然也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永不停歇的斗争，这是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西方人生的根本问题。可以说，西方对存在的认识与逻辑的思考和引申，成为世界动荡不安、恍惚不定的基本原因。

“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冲突，冲突还是因为某些生活态度在特殊的环境之下所引申的对立感和不安全感。”年近九秩的国际著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不像西方生活世界中充斥戾气，好像处于埋兵四伏的河谷之中，自然产生一种紧张的危机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更为和谐，更有一种悠游逍遥的气质，使人得到一种安顿。

从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中可见，一个终极的“第一存在”(the Primary Being)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也是人们永远沉思的对象，在此沉思中可感受到和平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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