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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以黄帝文化为基础，包容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因此在今天对于黄帝文化的研究，应尤为侧重其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对黄帝的祭祀，更应重视其社会功用与文化价值，而非经济效用。这对于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均深具现实意义。

李友广：祭祀黄帝，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非常有意义。史上黄帝信仰的出现、发展也与战国中晚期国家大一统历史趋势密切相关。

黄帝祭祀对国家统一与文化认同有何意义？黄帝文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有何启示？近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李友广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答。

今天，在积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更应积极重视黄帝祭祀与黄帝文化，充分挖掘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特征形成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今天，更应充分重视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与特色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切实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电子棋牌注册免费彩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体现着中华儿女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维护，离不开对人文初祖黄帝及其所创造文化的高度认同。黄帝文化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发展，黄帝祭祀对于中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形成与积淀，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李友广：黄帝作为古华夏民族部落联盟的首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厥功至伟。《史记·五帝本纪》开篇即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司马迁对黄帝的崇敬之情。这当然与黄帝的卓越贡献密不可分。他在位期间，涌现出许多泽惠后世的发明创造，既有生产技术方面的，也有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文化方面的。

可以说，随着历史发展，黄帝祭祀已成为一种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而非仅仅是祭祀仪轨的呈现，从而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观之，黄帝祭祀早已超越具体历史范畴，而颇具文化符号功能与文化象征意义。

《册府元龟》记载，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鄜坊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批准。北宋时期，宋太祖曾下诏为黄帝陵置守陵五户，命“岁春秋祠以太牢”“隳毁者修葺之”。明朝时，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着礼部“定议”，将黄帝的致祭场所确定在当时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并规定了每年遣使致祭的固定时间，后来多位明朝皇帝都曾遣使致祭。到了清朝，据统计，260余年间，清廷共遣使祭祀黄帝陵26次。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曾在桥山同祭先祖。自1980年以来，黄帝祭祀逐渐形成了清明公祭、重阳民祭的制度。

史前文明时期没有成熟的文字，因此关于黄帝的诸多事迹与贡献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留存下来。据说黄帝时代开始驯养、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了打井，战争中开始使用铜制武器。黄帝的史臣仓颉创造了字，胡曹发明了衣，黄帝本人发明了冠。不仅如此，黄帝还设立了“七辅”“六相”“三公”“四吏”“百官”等，成为中国行政制度的开始。

从史学立场看，黄帝并非仅具私名意义，而更具共名意义和文化意义。对黄帝的祭祀与信仰，是一个悠久的历史过程，在桥山祭祀黄帝的活动更是如此。《国语·鲁语》记载，有虞氏、夏后氏都曾祭祀黄帝。《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在吴阳建立了专门的祭祀场所——黄帝祠。《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曾亲率十余万大军北征朔方，返回路上祭黄帝于桥山。

李友广：黄帝祭祀虽是黄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从概念上看，黄帝文化的外延很宽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民族意识等方面的内容。黄帝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新时代需要大力发掘与弘扬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促进祖国统一，可谓作用独特。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孝武本纪》亦云：“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记载。桥山，今陕西黄陵县。《皇览》《地志》《括地志》均载黄帝冢在上郡桥山。

作为史前文明的重要人物，黄帝是华夏文明开创期先民中的杰出代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既被华夏各部族尊为共主，又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故而一直被后人所铭记、感念、祭祀、弘扬。

他的这些开创性举动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物质和教化基础。鉴于黄帝在中华民族初步形成历史阶段对中华文明的多方面贡献，他被后人尊崇为中华人文初祖。

李友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博士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儒道法关系比较与儒学思想史基本问题等。先后在《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文史哲》《东岳论丛》《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目前出版学术专著《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演变——以郭店儒简为考察重点》《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和《诸子视野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3部。主持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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