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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明古国，需要找到文明自信，推动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非简单模仿，甚至依附他国，让文明成为文明，每个国家成为自己。

Bsport网页版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旨在解决三大问题：为文明正名，为现代化溯源，为人类未来谋智慧。该倡议不仅顺应国际社会增进文明对话交流、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共同需求，也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今天，通过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世界各国以全球文明共同体为最终落脚点加强国际人文交流，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打造全球文明伙伴，不仅是展示文明自信、相互尊重欣赏，更是在交流中创造新的文明形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尖锐的难题，找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路。

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并把原因归结于自身文化，将之说成是文明，认为只有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是“普世”的。与此同时，西方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将一神论包装，把西方现代化说成开创了唯一的人类现代文明，把文明古国说成是“死了的文明”或“静止的历史”。而其他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否定传统文化，走西方化道路。

事实上，文明是复数而非单数。关于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全球文明倡议的第一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还原了什么是真正的世界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同时，该倡议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新型文明观，纠偏了西方国家所说的“文明是文化的精华”，为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正名。

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探索打破了西方的现代化话语霸权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垄断，开创了文明古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先河，鼓舞了文明古国的现代化信心，还原了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参考和借鉴。

在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售票窗口，摆放着《世界人权宣言》小册子，供人免费取阅。册子扉页引用了法国作家斯特法纳·黑塞尔的话：文化有差异，文明无差别。这句话意为不能以文化差异性否定人类共同的人权价值，后者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但与此同时，这种对内多样性与对外普世性的矛盾，正源于欧洲的文化—文明观：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文明是单一性的，文化多样性要尊重，但文明要进化。这也体现了欧洲现代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

事实上，传统文化是文明的滋养，而非羁绊。任何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需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而最大的国情是文化基础，这是无法改变的DNA。

何谓“文明”？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这样描述：“文明就像海洋，它构成一个民族的财富，该民族的生命的一切要素、支持它的存在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并团结在它的内部。”

文明平等对话的目标，不是发现对方折射的自我(相似性)，而是对方所呈现的我们，“我通过你而成为我”；对话的途径，是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内部应为独立自主的平等关系，若只是依附关系，便不能称之为共同体，只是文明教化或自己与自己的影子对话。例如欧洲各国主权平等，通过自愿的主权让渡行为建立欧洲联盟，但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中缺乏国家间平等，失去了共同体的意义。当然，欧洲共同体也是同质性的共同体，缺乏对土耳其等一些国家的包容性，对外产生负外部性。

全球文明倡议的第二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还原了人类价值的普遍性。一方面，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包容性，是人类共同追求，而非某一文明独有，打破了西方对现代文明的垄断；另一方面，通过提倡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全球文明倡议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主体的民族性和边界的有限性。这一界定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国家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条件。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则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

在欧洲，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线性进化文明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欧文明史观之下，“文明”被认为是英、法等先发国家的专利，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属于“野蛮”或“半野蛮”。

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德国过去被称作“欧洲的战场”“教皇的奶牛”，随后文化自觉运动狂飙突进，虽然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但其实质是一场思想范式的“战争”。德国作家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海涅的《亚当一世》，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古日耳曼英雄赫尔曼和条顿堡森林战役的重述和建构，则更明确地将这种反抗精神指向所谓的“文明”。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寻根，深层却隐喻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抵抗。正如西方著名学者柯林伍德所言，德国人是在“努力从过去寻找成就，并从过去的成就中辨别出自己过去的精神”。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当代政党平台研究员，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著有《民心相通的中国实践》《“一带一路”的灯光》《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一带一路”的理论与实践》《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等。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国大会边会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主旨演讲。

全球文明倡议中的第三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则还原了现代化的文化涵义。一方面，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滋养，不是否定传统去搞现代化；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要与时俱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适应时代进步，尤其是融入数字文明、生态文明。

随着时代发展，以AI、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文明和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使命的生态文明，给人类文明转型带来冲击，也带来巨大机遇。在此背景下，通过倡导文明对话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汲取各国文明智慧，能更好地寻求解决人类问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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