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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vip.com王乃彦，生于1935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曾赴苏联工作，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领导的研究组里工作，走上了核物理研究之路。王乃彦为我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参加研制并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对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结构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在高功率脉冲技术、束流物理和束靶相互作用诸方面取得国内外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氟化氪激光聚变和激光核物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王乃彦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先后出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研究生部主任等职。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付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王乃彦除了做科研工作，也热衷于做科普工作。曾经连续多年担任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大奖赛评委会主任，也是连续多年的明天小小科学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大学生挑战杯评委会主任。退休后，王乃彦花在科普上的时间更多。不仅为大学生，也给中小学生做科普。如今，王乃彦虽已是年届九旬，却依然坚持做科普工作，传承“大手拉小手”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 受访者供图【对话】出身“化工世家”，却选择了物理新京报：你对知识的渴望是否受到家庭的影响?能否具体说说，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的影响。王乃彦：我父亲应该是中国测绘的第一批学者之一。当时他在北京的京师测绘学堂学习。毕业后到福州-厦门的公路局工作。我哥哥在原北洋大学读书，我姐姐考上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我父亲深知：读书才是一条好出路。所以，父亲认为再穷也得送我们去读书。当时的我还小，很贪玩。等我读初中时，父亲见我不好好学习，就亲自教我数学。英语没有课本，父亲就手抄当时的教材让我学习。我们家是“化工世家”，大舅、二舅、大哥、大姐、表弟、表妹都学的化工。但到了我这里就“变异”了，变成了学物理。这其实也与我家庭有关。我父亲学测绘的书籍都带回家里，我喜欢翻我父亲的书：不仅有航空测绘的书籍，还有一些物理学书籍。初三时，我在一本物理学书上翻到了牛顿，就把牛顿的头像剪下来，一直保存到了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我哥哥到北洋大学读书，也给我寄回来一些书，其中有一本《趣味的物理学》，我至今还记得。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走上科研之路，有哪些老师对你影响较大?王乃彦：小学校长影响挺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父亲从福州到了沙县。我小学是在沙县师范附属学校读的，整个小学就只有校长和他爱人俩人教书，校舍就设在一座寺庙里，冬天寒冷异常。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却在当时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王乃彦与同事一起做氟化氪激光实验(左1，王乃彦，左2，洪润生，左3，王淦昌，左4，单玉生) 。受访者供图我当时由于年纪小，个子矮，坐在第一排，校长把他的马蹄钟就放在了我面前，并让我看着上、下课的时间，到了就去敲钟上课、下课。因为冷，年龄大的学生就怂恿我拨快校长的马蹄钟——这样就能提前下课。下课了，同学们就冲出去晒太阳，在外面高兴地玩。然后，我又慢慢把钟给拨回来。有一次，我在下面正偷偷拨分钟时，校长突然转身过来逮了个正着。我当时吓坏了，都快哭了。我以为校长要处罚我，但校长看我可怜的样子，没有骂我，相反，摸摸我的头说：小王，你怎么作假?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干，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后来，我在中国科协的一些活动上跟学生们讲，这是我人生上的第一堂科学道德课。从此，我记住了不能弄虚作假。新京报：现在回头来看，你认为自己走上核研究之路是偶然还是必然的?王乃彦：说是偶然的，也可以。我在高中时参加了福州的土改工作，土改工作结束后有两条路可选择，一个选择是到福州市委工作，另一个选择是回学校继续读书。我最后选择了走继续学习这条路，包括北大读书后来被安排到原子能专业。我刚上大四时开始分专业，有理论物理、固体物理、光学和无线电等专业。因为我原本就对无线电感兴趣，就报了无线电。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原子能专业，因为读了原子能专业，才有后来我被分配到钱三强领导的研究组里工作。王乃彦与诸位师友在颐和园合影(左1，葛玉林，左2，项志遴，左3，王乃彦，左4，钱三强，左5，郭树源)。 受访者供图留学打下了扎实基础新京报：出国留学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王乃彦：我是1959年到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编者注：1956年3月，由苏联、中国和民主德国等11个国家联合成立，下称“杜布纳”)留学，杜布纳的科研环境很好。因为当时我是做中子物理研究的，杜布纳建了一个脉冲堆中子源，我就在那里跟着学习中子能谱学研究、中子界面测量工作等。这些都是1955年第一届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也即核能国际会议)中一个很重要、很前沿的课题。杜布纳的研究队伍水平很高，实验室主任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弗兰克，195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平易近人，有一次他要到我所在的实验室来，刚开始我想他这么一位有成就的大专家，我是个小不拉子，一见到他我就呼地一下站起来了，然后他过来翻翻我的笔记本，问了我些问题——杜布纳要求每个研究人员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写笔记：我今天准备做什么，我的方法、路线是什么?我预期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一定要写，然后才能开始做实验。后来慢慢熟悉了，弗兰克有一次就找我谈话，我这辈子都记得，弗兰克说：年轻人，我非常感谢你对我这么尊重，但我要告诉你，并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你不要认为我说的话都对。如果我对老师曾经说的话认为都对的话，我就得不到诺贝尔奖。新京报：在杜布纳的学习，对你今后做好科研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王乃彦：杜布纳每星期都会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邀请来作报告的是当时苏联国内核物理方面有名的专家学者。弗兰克在每一次讨论会都能发表很多自己的看法，也会做一个很精彩的总结。这个讨论会我只要有空都参加。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他们的学术讨论非常热烈、自由。当时我们在杜布纳学习、工作的中国人也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们也每个星期都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当时有王淦昌、朱洪元、张文裕和周光召等人，那会儿我们也是在一起平等自由地讨论。可以说，我在杜布纳学习这段时间所受到的锻炼和熏陶，对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影响。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知道科研工作要每一步都非常扎实;第二个影响是，要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基础。科学家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服务新京报：工作后有哪些人对你影响较大?怎么影响你的?王乃彦：有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大。钱三强先生，他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刚从北大毕业到原子能院时，有一点重理论，不太重视实验。钱先生告诉我：理论很重要，实验也非常重要，物理学实际上是门实验科学。那时候我就喜欢做理论研究，但钱先生从来没有因此打击我，他就是一直提醒我要重视实验。有一次，他叫我做一个放大器，我在北大都做过，做100倍的放大器没有问题的，钱先生让我做放大1万倍的，我就想不就是2个100倍的放大器接一起嘛，没觉得有什么难的。结果下来，我总是做不出来，我就到处借书看，求问专家，死活就是没有做出来，最后发现是接线上出了问题。通过这次实验我就发现，物理学也不是简单地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好多学问也必须通过非常扎实的实验才能抵达，也一样需要很高的动手能力。钱先生对我们也特别关心。我被派送到杜布纳学习其实是钱先生的大力推荐才成的，我的材料第一次寄过去后被退了回来，因为他们要求至少有副博士学位的人才能过去学习，但我就是本科毕业。我的材料被退回来后，钱先生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钱先生告诉我，他把退回的材料又寄回去了。他说，他告诉杜布纳，他挑选的人就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王淦昌先生是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科学家，他的“以身许国”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我是去杜布纳开始跟着王老工作学习，到我回国后一直又有王老领导我们。王老经常跟我说，科学家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服务。王老1930年到德国柏林大学读研究生，1931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第二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王老1934年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者，比如李政道。1947年，王老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回国。1956年，王老又到了杜布纳工作，1960年底回国后，受命秘密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王乃彦辅导学生。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你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科技报国四个字的分量是在什么时候?王乃彦：说实话，我高中参加土改工作回到学校后，就开始意识到科技报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到北大读书以后，要科技报国的想法更强烈。科技工作者有义务做科普新京报：从事青少年科普工作也是你一直在坚持的。王乃彦：没有退休以前，我就做了大量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中国科协主持的青少年科技大奖赛，连续多届评委会主任我都担任过，我也是明天小小科学家的评审委员会主任、大学生挑战杯的评委会主任，都是连着当了几任。退休前，我做科普工作大概每年加起来都会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科普我现在还在做，一直做到自己干不动为止吧。我们科技工作者有义务向青少年做科普交流，特别是院士，应该尽更大努力。一个小朋友在他求知欲很强，上进心很强的时候，你如果给他一点引导，也许他将来就会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了不起的科学家。新京报：从事科普工作，你认为与此前从事的科研实践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王乃彦：科普工作与科技创新都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科普工作虽然看起来可能不像具体的发明创造那样有明显的成果，但做好科普工作对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对于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青少年科技人才，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科普工作做得越好，国民素质越高，人才培养越好，科技创新才可能越多。科技创新越多，科普工作也能顺其自然做得越好。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的领导下，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们也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思维、精神和方法，这个普及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除了宣传具体的科学知识以外，我们也要把科学思维、方法和精神做好普及。我们要教育年轻人，甚至已经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怎么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即一定要客观、全面地去观察世界，而不是盲人摸象。王乃彦院士对青年学生的寄语。 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你觉得什么是好的科学素养?你认为当代青年需要培养哪些科学素养?王乃彦：毛主席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就是要客观、公正地去观察事物。观察事物是为了分析事物。而要学会分析，就要能提出问题。如果只会简单地表面地看问题，那怎么能提出优质的问题?有句谚语说得好：学问学问，要学要问;边学边问，才有学问。就是说，你要想做好学问就要学会问，不学会问就不会有学问。所以，提出问题很关键。同时，有没有一个平等讨论的环境也很关键，就是说在讨论问题时，不能随便给人家扣帽子，这样人家就不敢讲真话，不敢提出反驳。不能因为你是教授，你是院士，就看不上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不让他们提出反驳，甚至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嗤之以鼻。这点上，王(淦昌)老就做得很好，他是谁懂就请教谁，他甚至会去请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从来都是不懂就不懂，不会装懂。但是，好好讨论只是其中一步，讨论完以后还要看能不能做出大胆假设，然后认真做实验求证。求证以后，如果失败了，有没有一个宽容失败的环境。这是一套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搞科研的青年工作者尤其要学会和遵循。2023年11月，王乃彦院士走进北京一零一中怀柔校区，给学生们上了一节关于原子能的科学课。新京报记者 苏季 摄【同题回答】新京报：你怎么看院士做科普?王乃彦：院士毕竟受的教育比较多，应该说是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所以我们更要好好地把自己知道的知识跟大众做交流。院士绝不能讲假话，这也是院士应尽的义务。新京报：你认为科学家应具备的关键素质是什么?王乃彦：科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首先，爱祖国、爱人民。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其次，科学家要有热爱科学、执着追求科学的精神。再次，科学家应该要有一些科学的思维和精神文化，用这些科学的思维方法贯彻到自己的业务工作中去，然后用自己的业务工作报效自己的国家。最后，院士应该爱护晚辈，为晚辈铺路。新京报：你认为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是什么?王乃彦：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应该更全面一点说，是科学与教育。教育重要，科学也很重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发展要基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因此，科学与教育是立国之本。新京报：你认为该如何让小朋友爱上科学?王乃彦：小朋友要是喜欢上科学了，你用九牛二虎之力都拉不回来。因此，不要强迫小朋友，而是要启发他们。那怎么去启发小朋友爱上科学呢?这就需要家庭和学校来共同做好这个工作，要让他们在活动中，在游戏中喜欢上科学，不要生硬地教育他们。培养小朋友爱上科学有两个注意事项：首先，要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其次，要教小朋友学会谦虚，要善于向他人学习，要把他人好的方法、做法学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能自信。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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